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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儿的“两弃”，说的是：鲁迅先生“弃医从文”之弃和五柳先生“弃官归隐”之弃……之所以重温“两弃”说说两者之异同，因为这样的述说，很有意思且很有意义。

鲁迅资料图 新华社发

众所周知，鲁迅先生“弃医”，乃幻灯片事件刺激下的新觉醒：精神“愚弱”远甚于身体病弱的国民，“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”，所以，弃医以文学“改造国民性”。五柳先生“弃官”，乃闻听浔阳郡督邮视察之信，“沉吟良久”后说到，“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”后来，生活苦至“乞食”，亦未改初衷。

显然，“两弃”之弃，弃的虽是稳定职业、“铁饭碗”，却非意气行事之举，表现得毅然决然。此之果断，无疑是“两弃”的最大相同点。可以说，一提“弃医从文”，一说“弃官归隐”，人们脑海里跳出来的，一准是两位先生的身影。

直面死的豁达、淡定——“两弃”之外的相同点，也值得一并说说。鲁迅先生撰写《死》之一文时，叮嘱家人：“赶快收敛，埋掉，拉倒……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”；五柳先生，则以《拟挽歌辞三首》预想了身后境况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再联想起，鲁迅先生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，援引五柳先生此之名句，更觉冥冥之中，二人心灵相通。

“两弃”之同如此，“两弃”之异是啥呢？我想，其核心是着眼点之异。鲁迅先生“弃医”，着眼于“改造国民性”，属积极进取之为。《狂人日记》《祝福》《孔乙己》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《战士和苍蝇》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等杂文、小说、散文，对旧制度、旧思想的批判，对伟大先行者、革命者的歌赞，对人民大众影响甚大。

五柳先生“弃官”，虽属反抗黑暗之举，可说来说去，此举消极隐居遁世，少进取之光彩。文学功绩，有《归去来辞》《桃花源记》等名文名句，时时隐晦抒发不满之情，处处隐含批判社会之弊，但与鲁迅先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功业比，至少也有些别样的“略输”“稍逊”了。

鲁迅先生、五柳先生“两弃”之异同，非个别独有现象。世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，哲人对世间异同普遍性曾有形象概括。陈云同志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，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的十五字原则之“比较”，不也是建立在“异同”普遍性基础之上吗？对比法或曰比较法，乃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，是察人识人不可或缺的法宝。唯此，才能避免人云亦云，减少“随大流”之误、之害。

（原标题：重温“两弃”说异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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