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李意安

(相关资料图)

（只想看观点的，可以直接滑到最后）

上周，浦发因为降薪风波和外包转制闹上热搜，坦白说，我是有点意外的。浦发这几年经营状况不好在行业里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是会走到今时今日，多少是有点唏嘘。

我们以最短的篇幅快速回顾一下剧情：

上周，一名浦银理财的员工自称2万月薪降至6千，在工位上贴了罢工抗议，图片流传全网，而与此同时，另有一张浦发大厦门口多人静坐的图片也引发了全网关注。

而浦发银行的回应是，图片系两起独立事件：要罢工的员工薪酬下调是因其本人业绩考核不佳所致，经沟通目前该员工已对上述调整表示理解。而集体事件的图片，系一业务外包公司与所属员工之间存在劳动纠纷所致，目前该外包公司正与员工沟通解决。

有媒体报道，浦发银行所言的外包公司主要涉及信用卡业务。这些员工自称是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直销部的员工，目前公司正在变相降薪和裁员，由于有人被强制裁员，所以引发集体抗议。

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在2022年末推行地推团队改革，要求外包人员转签合同形式。原先的外包形式是以人为单位，浦发这边发多少，就有多少转到个人，相当于劳务派遣，现在的外包公司是以纯绩效考核为方向，员工和浦发这边彻底没关系了，钱到了外包公司还得再分成给外包公司。

“说降薪就降薪，说转制就转制，其实只针对两种人，第一种是非业务型的人，银行可以随时拿捏他，因为干掉他不影响业绩，第二种人是没有业务支撑的客户经理，他们不能拥兵自重，那些有客户资源的，支行行长都不敢拿他们怎么样。”浦发银行一名前高管如此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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俯仰十年

十年前，在上海，金融专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时，浦发银行是中资行里绝对第一顺位的优选。十年后的今天，浦发的两桩劳资纠纷在同一天引爆网络，用工成本已经成为浦发当下的重要考量，不免引人唏嘘。

寒冬不是一夕忽至的。

十年前是什么光景呢？

2008年4万亿大水漫灌，作为最接近水源的存在，2012年之前，银行们都活在一种非理性繁荣之中。2011年12月，彼时民生银行的董事长洪琦有过一番著名的言论:“企业利润那么低,银行利润那么高,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,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。”

作为民营银行的鼻祖，民生银行一向作风粗犷，领导发言也是不顾同行死活，把整个银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。而彼时作为股份行的优等生，浦发银行的赚钱效应也是不遑多让。

2012年，浦发银行实现净利润341.61亿元,同比增长25.20%,不良率0.58%，可以参考同年招商银行的同类数据，净利润452.73亿元,同比增长25.31%，不良率0.61%。虽然规模仍有距离，但从增长态势而言，相差无几，前者资产质量甚至优于后者。

但是到了今天，浦发与招行在十年间已经走出了一个明显的K型分化。

在最近披露的2022年年报中，浦发银行净利润511.71亿元，同比下降3.46%，不良贷款率 1.52%，而招行净利润1380.12亿元，同比增长15.08%，不良率0.96%。无论是规模数据、增长数据还是资产质量，前者都被全方位碾压。

俯仰十年，经济大环境的凉热切换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，却不是一个好的托词。同为股份行梯队，招行、平安、兴业、中信等各家银行，虽然也都有各自的问题，但业绩都在稳步向上，浦发银行的拉垮表现还是得从自身说起。

作为唯一一家以金融中心上海作为大本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，说浦发是含着金汤匙儿出身并不为过，这一点从600000的股票代码就可见一斑。从诞生之日，就承载着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，加之上海国资的背景和海派文化的滤镜加持，浦发一直都给人以一种老牌持重、稳健经营的形象。可以说，1992年到2012年，浦发银行度过了风光无限的20年。

然而，三十难立。

金字招牌，缘何蒙尘？‍

2

内控虚设、战略失误、高层动荡

2013开始，经济“L型筑底”这个词开始被频繁提及。 也似乎是从这一年开始，浦发进入了一种失控的发展轨道。

期间绕不开的是成都分行七百多亿的窝案。2018年，银监会公布的详细案情显示：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，通过编造虚假用途、分拆授信、越权审批等手法，违规办理信贷、同业、理财、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，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。

“那会儿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么长周期的经济筑底，总是想着时间换空间，等这段低迷的时间过去，经济再抬头向上的时候，这波风险就被化解了。”一位浦发内部人士在事隔经年以后透露，成都分行的做法并不唯一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，浦发将此作为创新典型，带动了其他分行的示范，“当时看起来也没错。”

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。

在时间的纵深里，如果说对与错可以别有定论，真与假却无法模糊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造假放贷是不争的事实。

四川银监局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处以罚款4.62亿元，浦发成都分行原行长王兵被“双开”。吉晓辉到龄退休，有传言说是被勒令退休，无论主动被动，算是平稳落地。相关负责人称：“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手段隐蔽，性质恶劣，教训深刻。”

2018年，成都分行虽然影响很大，但可能是考虑到即将开大会的影响，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，并没有高管为此被追究刑事责任（当然，按照现在的反腐力度，哪天倒查清算也未可知）。

成都分行事件之后，浦发银行元气大伤，连年业绩乏善可陈。数百亿的窟窿进入了漫长的消化过程，除了核销、展期等多重资产处置的手段加持，压缩经营成本也是必要之举。实实在在的代价最终结果是由浦发这艘大船上的每一个人来承受。

复盘来看，似乎前因早有铺垫。

早在2009年，一份新闻通稿中就曾介绍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，员工无不良记录,无案件事故发生，保持了良好的资产质量并创造了前六年无欠息、无逾期、无垫款、无后三类不良贷款的佳绩。这就意味着，长期不良贷款为0这样的反常识操作，在浦发进行了八至九年。而早在2012年报出炉之际，市场就有声音质疑过浦发操纵不良迹象明显，但并未引起重视。

内控形同虚设，战略选择也同样一言难尽。

作为04年就启动零售改革、希望复制一个“中国的花旗”的浦发银行，由于执着于对公赛道的优势，零售转型在考核机制和资源配备上始终没有到位。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，还没怎么赶上。

以现在卷入劳资纠纷的浦发银行信用卡为例。‍

2012年花旗推出浦发银行之后，浦发银行认为此前过于严格的内控导致错事了跑马圈地的关键十年，为了急于追回失去的十年，浦发银行采取互联网公司的打法，高歌猛进促发卡量。

2015年开始，浦发信用卡的增长数据一骑绝尘，一度成为业内黑马。2015年新增发卡量为363万张，到2017年就达到了1358 万张，2017年浦发信用卡交易额更是暴增近80%，一举突破万亿大关。

然而，金融风险是后置的，内功修炼没有到位，增长也很难通过时间考验。 2017年至2022年,浦发银行的信用卡应收账款不良率分别为1.32%、1.81%、2.30%、2.5%、1.98%、1.82%，直到今天，仍居于行业高位。

3

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

究其根本，或许是浦发的管理出了问题。

我们再来复盘这些旧事的意义并不是要追溯什么，也不是要揭露什么，只是想指出一点：人是万物的尺度。

从经营逻辑上，浦发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‍‍‍

高管走马灯一样的换，没有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。

2012年至今，浦发银行已经经历了傅建华、朱玉辰、刘信义、潘卫东四任行长和吉晓辉、高国富、郑杨三任董事长。就连曾经带领浦发信用卡一骑绝尘的灵魂人物刘显峰，现在也已经在平安银行上班快两年了。

高管的稳定至关重要，不仅能够避免战略制定的短视，也能确保执行层面的连续性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实现很难。 浦发银行的高管更迭原因复杂，多来自高层任命，但人事任命背后的博弈似乎很少考虑银行经营的实际需求。

对待基层则亦是如此。没有一家企业会以盘剥基层作为企业文化，发生这样的事当然并非浦发的初衷，但客观上，也很少考虑基层的感受。‍‍‍‍‍‍

浦发银行的降薪不是从今年开始的。但在三年疫情的漫长搓磨之后，薪资成为普通人极为敏感的一根神经。从最近两年的年报就可以清晰看到，2021年应付职工薪酬为148.65 亿，2022年降至126.72亿 ，而员工人数从60,406增至61,599——虽然员工人数涨了，但薪酬总额大大下降。

而2023年，无论是降薪还是转制无疑进一步压缩了基层员工的生存空间，终于将一次人事风波变成了一起声誉风险的重大危机。

因为没有看到用工合同，我们先搁置讨论企业单方面降薪或转制的合法性讨论。仅仅从因果逻辑而言， 在基层员工的眼里，无论是战略失误、管理失序还是内控失守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但是最终会由他们买单。

这是无奈的事实。

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年代，比起商业伦理，大家更乐衷于讨论商业模式和商业价值。和财务报表的经营数据相比，ESG的篇章更像是为了应付政治任务而存在的点缀。

在劳资纠纷发生的同时，有许多“企业降薪有企业的不容易”、“时代洪流下，总有一些人会沦为代价”、甚至有“打破大锅饭”这样的论点，似乎带着一种在商言商的理中客，却也透着精致的利益主义者不自觉的傲慢。

首先，在社会分工中，永远会有一些不能直接带动业绩的基础岗位，这样的岗位不该和“大锅饭”的概念混同。

其次，基层是社会的大多数，不应该成为简单的工具或数据。银行是商业机构，但不仅仅是商业机构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法人主体，银行是金融基建，尤其是资产规模数万亿之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。 银行经营的稳健关乎的不仅是投资者信心，更是用户信心、储户信心。这也是为什么监管会有金融维稳的考核，为什么对银行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的原因所在。

但在浦发当下的视角里，比起品牌声誉的一落千丈，如何摆脱经营困境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三十难立， 漫长的秋天之后，是冬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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